1949年以后至70年代末，行政法学可谓断裂。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人身权利)，行为人故意杀害自然人的，因侵害了自然人的生命权而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机器人道德应当被赋予和认可 机器人道德是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人判断某种行为正当与否的基本标准与准则。
[26]此外，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人不应被视为自然人的财产，而应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事实上，即便不赋予智能机器人生命权也同样可以妥当地保护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具有较多的共同点，因此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刑法罪名往往也能够适用于智能机器人。一些保守的社会科学学者无法接受这一立场情有可原，毕竟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早已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为机器人可以成为犯罪对象的理论提供了发展的路径，也为机器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提供了基础。
早在20世纪便有学者对机器人权利与责任进行研究从偏重强调国家一元管理到更加重视多元治理的转型升级。对于法学评价理论来说，每位学者有自己立场和视角，这是必然的。
第三，研究路径的透明性，指的是研究问题本身要透明，选取的文献和数据的依据要透明，以及，论证依据的理论框架要透明。我们继续追问，原创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观点凝练出来，就会发现原创性蕴含两个必要条件：通过文献综述进行学术积累、通过研究问题超越现有学术成果。第二，研究问题要能够实现知识增量，即原创（originality）。在美国，原创的学术作品被定义为提出了之前文献中没有的新想法、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学术先占、发现新知识、用新的方式传播现有知识，等等。
[16]Cotton指出，由于百分之百的原创往往是不现实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梳理既有学术议题和争论，或者，重新解读现有理论的方式来推动法学研究的进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编辑有时候不得不依据作者身份而不是论文内容来做出发表决定（荒谬的是，根据作者身份判断论文质量反而是公正的。
Hutchinson 和 Duncan 指出，法学家必须向其它学科的同事和决策者证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42]法学在与其它社会科学直接竞争政府拨款时往往处于劣势。可能会有读者质疑欧洲标准的代表性问题。具体而言：[62] 1. 研究问题。
[48] Vranken 提出，法学研究的焦点应该更加明确（而不是重复大而全的研究）。数十位学者，确切的说是数十位荷兰学者认同的学术标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欧洲学界？可知的是，类似的讨论在英国学界还很少。这个问句必须要有核心学术概念（而不是某些热词、流行语、某具体案件、某部法律）。我乐意在后续的文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想见一位学者在面对这些结果主义定义时的迷茫：我到底如何填补文献空白、提出新（先占性）想法、发现新知识、使用新方式传播现有知识？但欧洲标准在程序主义上给出了答案：他首先需要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摸索到现有知识的边界在哪里，这么做既可以防止他重复过去的研究，还能够帮助他发现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冲突、漏洞、不足。另见，宋歌、袁曦临、程宏：《律师利用法学学术期刊现状调查》，《图书情报知识》2012年第2期。
[3]例如：在2008年，一批欧洲的科学史、科技、医学顶级杂志的编辑们在回应欧洲人文社科索引的时候强调：伟大的研究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种发表。就前者来说，一篇好的论文应当有精准的脚注，体现在作者的引用必须要有文献（案例、法律条文）支撑、引用必须精确到页码或者小节、被引用的材料在内容上确实包含原作者提及的观点。
中国学者应当在衡量现有西方标准的情况下存异、求同，并自主选择如何构建中国标准。这也许能够帮助中国法学提高整体水准，以便未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界。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学者在学术标准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创造性地将其与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在主要标准之外，还有四个次要标准：第一，批判性（critical），指的是作者不仅仅描述某一问题的现状，还有进行有力的学术批判。他需要说明：在多种研究路径中选择了哪一种。而 Kissam 提出的标准则没有任何哲学或者社会科学理论来源。
[70]章志远：《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回顾、反思与前瞻》，《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52]在这样的学术活动中，学者与法官等司法实践人员在很多方面有着本质不同，如，做出的决定是否有约束力、是否关注具体案件或事实、是否只关注本案中的司法问题、是否有提出立法建议的自由，等等。
[46]例如，提出好的研究问题会将研究者的假设、论证、理论框架变得更加清晰，从而实现研究的原创性、深刻性、彻底性。他们发现，编辑们会按照文章选题（topic）、研究彻底性（thoroughness）、作者身份（author credentials）[20]这样的先后次序来评价稿件质量。
比如，作者可以说这个问题从来没被提出过，或者，这个问题没有被完全回答。[25] （二）整合少数学派与主流学派：自说自话的法学评价理论 在美国学界发生的另外一场讨论与学术标准更具相关性。
[21]Leah M. Christensen and Julie A. Oseid, Navigating the Law Review Article Selection Proc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ose with All the Power-student Editors, South Carolina Law Review 59（2007）. [22]Ibid.（一些编辑强调在论证中突出论点的有趣性、说服力、原创性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读者懂得比作者还多，那么作者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评审者的任务不是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直接判断，而是判断作者是否成功证明了自己作品的价值。[60] 第二位是荷兰学者 Vranken，他将学术标准定位于法学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回答研究问题。判断一个研究问题好不好有四个依据：第一，研究问题需要以具体和清晰的方式被提出（concreteness preciseness）。
在经验研究中，取样和筛选标准要有明确的时间或者样本数量限定。[2]但目前为止，这些国际化的努力更多地表现为学术发表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外语化。
[27]Randall L. Kennedy, Racial Critiques of Legal Academia, Harvard Law Review 102.8（1989）.p.1745-1819. [28]Mary I. Coombs, Outsider Scholarship: The Law Review Stori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63（1992）.p.706.有趣的是，波斯纳对这个问题处理地非常简单，他认为，主流法学的学术标准只有一条：凝练出越技术化、复杂化的学说就越好。其次，研究者要向读者解释为什么选取了某些资料（如，学术文献、案例、法律条文），而不是其它资料来回答研究问题。
一个是排除了重复前人研究的可能性。一篇作品应当充分展现作者在文献或者其它研究材料上所做的工作，换言之，作者的观点要有充足的文献或者事实支撑。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法学院里涌现出诸多少数学派，如批判法学、批判种族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作者在转述的时候不能有错误，在凝练信息的时候不能省略信息的重要元素或者扭曲原旨原意，而且作者对法律文本的封闭解释（甚至作者意见）都要符合描述规则。第二个条件是通过提出研究问题来超越现有学术成果。两者的内部差异也很明显。
但也不能简单地否认其意义，至少这些学者为什么是好的法学研究提供了智识上的解答。[57]为了在欧洲法层面复兴法学，学者们提出了方法论方面的解决方案，简单地说，就是要特别关注在法学研究中提出好的研究问题。
这种判断的前提是，编辑不能知道的比作者少。我们让他们去做他们力所不能及之事。
其次是理论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契合度（概念与事实之间要耦合）。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标准有两大类。
